“偷雞腿媽媽”行竊或許于理不合，可若社會對母親為生存偷雞腿的悲劇缺乏關懷傾注，那有悖于更宏大意義上的道德。
一個女子在超市里面盜竊了薏米、紅豆、雞腿、一本兒童圖書，其家中有一對雙胞胎女兒，都患上了嚴重的腎病。在她被抓到后，因其偷的東西案值太低，根本夠不上刑事案件立案標準，民警為其買單，對其進行法制教育后予以放行；還表示，他抓過很多小偷，唯獨這個讓他心痛落淚，所以他平生第一次為“小偷”付錢。在網上，網民為其兩小時籌得逾30萬捐款。這無疑是個酸楚而溫情的故事。
可事件的兩度反轉，卻讓輿情風向陡轉：先是有電視臺傳出這位媽媽是個慣偷，一時間當事人被推上輿論烤架；可之后據媒體報道，“偷雞腿媽媽”否認自己是“慣偷”，超市止損員也表示“是第一次發(fā)現”。
當一個社會中的人被標簽化后，可以簡化很多問題，也會制造很多困惑。但新聞中的“小偷”，是兩個生病女兒的媽媽，是窮人，也是大額捐款受助人。再放大些，因為她不是當地人，帶孩子異地就醫(yī)還存在醫(yī)保上的困難。
真實的社會問題就是這樣復雜，如果簡單用“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”等邏輯打量，可滿足口頭快意，卻無助于事態(tài)改觀。在一個復雜性系統(tǒng)之中，我們面對這樣一個具體問題的時候，需要找到一個邏輯一致的尺度去思考問題——在社會秩序和個人道德之外，社會發(fā)展的目標是社會中每個人的發(fā)展，這是更大的公共道德。
讓人永遠無法忘懷的是，因為僅僅關注秩序而忽視個體發(fā)展，多年以前，就曾發(fā)生吸毒媽媽因盜竊洗發(fā)水被抓走，3歲幼女被發(fā)現餓死家中的惡性事件。這是社會永遠的痛。
要規(guī)避悲劇重蹈，就該形成價值共識：當社會中的個體發(fā)展遇到了困境，社會有義務去幫助其走出困境。回到“偷雞腿媽媽”事件，從目前看來，她的盜竊行為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以生活和學習用品為主。這確實挑戰(zhàn)了社會秩序，然而我們的社會讓病童的媽媽去偷雞腿，這更不應該。類似的情形，意大利最高法院曾做出了最后的決定，窮人偷少許食品不構成犯罪。
說到底，社會要優(yōu)先保障個體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，需要設置足夠的社會救護網去幫助極端情況下的個體，避免出現為了基本生存而犯罪的情形。保證基本生存之后，需要思考社會秩序的建立。這里的秩序，不僅僅是被盜竊對象的秩序，也包括擺脫困境的秩序。“偷雞腿媽媽”是外地人，所以享受不了低保、醫(yī)保，這樣的秩序失效是導致困境的根基。只有消除這樣的根源，才能消除其生存困境，而非在極端情形下緊急救助。
事情發(fā)展至今，即便這個媽媽和她的女兒有了足夠生活保障，孩子如何在健康環(huán)境下成長、有尊嚴地生活，也需要一個更好的社會機制來全面應對。
如今逾30萬元的捐款遇到當事人是否系“慣偷”的討論，卻把這些核心問題給模糊化了。倘若能如前文所述，建立一個標準化的體系，我們確定出其中解決家庭生活困境的金額是多少，社會制度健全時間點在哪里，幫助這家人更好發(fā)展還需投入多少，在此框架下捐款，很多問題或許也就不復是問題。
對“偷雞腿媽媽”事件，我們該慎用道德審判，而應多反思：要以明晰的公共道德尺度而非私德分寸，推動社會有序發(fā)展，讓每個困境下個體的發(fā)展變得更為清晰有序，也讓捐款人的每一分付出都有明確目標，讓激情在理性的河床上流淌。我們要想不再出現下一個“偷雞腿媽媽”，首先得改變個別“媽媽”為了生存不得不“偷雞腿”的現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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